中国早点之蓟燕春秋 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
● 叶鹏飞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三农”是出现得最频繁的词语。最近的一次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2月14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第七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 　　除了患病住院的黄菊没有出席，政治局常委八人全员到齐，是历届研讨班仅见，胡锦涛在会上就“三农”讲了100分钟，引起中国媒体用“超常规”来形容。 　　中国7亿多农民散居在全国超过66万个村子，据保守估计，只是改造农村道路、饮水、通电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就需人民币5万亿元（约1万亿新元）的投资。虽然中国近来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2005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3万多亿元。 　　中共当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立意固然良善，下意识却把农村当作被动消极等待救援的对象。这种由上对下的观念，来自中共历史上对待农村的态度。 　　1949年以后，为了迅速累积工业发展的资本，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农民被限制在土地和农村中，与城镇居民所享受的一切社会福利无缘。几十年下来，在工业资本之外也累积了“城里人”的优越感与农民的自卑感。有能力有抱负的青年农民想方设法，总要把户籍从乡下转到城里。这种农村人才的长期流失，恐怕也是“三农”问题症结的重要因素。 　　这种二元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农村财政荒和人才荒延续到今天，成为社会贫富差距和缺乏公正公平的内容，以及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所罗列的数据，明白的勾画了城乡失衡的状况。报告指出，中国财产最低的10%人口，农村居民占四分之三；财产最高的10%人口，城镇居民就占九成六。其他如文盲比例、人均预期寿命，农民都吃亏。 　　城乡资源和机会的巨大落差固然是原因，长期以来对城镇倾斜的政策也难辞其咎。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十一五经济规划中，开始把资源往农村里投的原因。 　　北京今年开始尝试给农村注入人才，首批将招聘2000名大学毕业生到郊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这些高教育程度的“村官”，将与乡镇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第一年人均月薪人民币2000元，第二年2500元，第三年3000元，并由政府缴纳各类社会保险。 　　然而最关键的优惠条件，却是非北京生源的北京毕业生，聘用两年连续考核合格者，经北京市人事局批准，可转为北京户口。人才还是无法在农村生根。 　　改善农村物质条件匮乏诚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步，如何通过改变人们对农村的观念来真正提升农村的精神面貌，或许也是必须一并来严肃思考的问题。

值得深思

通过改变人们对农村的观念来真正提升农村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