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政公署：贪一块钱也不行
2005-07-15 12:57 机关纪委“我非常幸运，出生在一个极度贪污腐败的社会。”日前，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举办的政府治理学术沙龙上，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纬，以这样一段带着些许黑色幽默的开场白，向国内同行们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反腐模式。 飞速发展　带起腐败“泥沙”
　　昨天，郭文纬这位近30年来一直工作在香港廉政公署，令贪污腐败者头疼的反贪先锋这样描述自己的反贪生涯：“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我有幸很早就加入了廉政公署，并成为廉政先锋，从一名普通的调查员一直做到了廉政专员，使我有幸亲历了香港从一个腐败严重的城市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比较清廉的社会。”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香港人口不断膨胀、社会飞速发展，社会资源不足以应付发展的需要，贪污风气日渐浓厚，“茶钱”、“黑钱”等各种贪污受贿名堂层出不穷，腐败已成为香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千人紧盯　腐败者无处遁形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香港的反贪污受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果，廉政公署成功的秘诀就是推行三管齐下反贪法。 　　廉政公署自成立以来，一直推行三管齐下的方式，这三管包括执法、预防和教育，三个环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香港廉政公署分为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会关系处，共有13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的1000人在执行处工作。执行处负责接受市民举报，研究、调查贪污腐败者的罪行；防止贪污处共有100多人，负责研究如何减少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出现贪污腐败；社会关系处也有约100名工作人员，他们负责教导香港市民认识贪污腐败的危害，并鼓励市民积极支持反贪工作。 高手云集　保障反贪通关顺利
　　在透明国际近日公布的2004年全球政府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中国香港名列第14位，而在近年的排名中，中国香港一直在亚洲名列前茅。 　　郭文纬说，香港的反贪污受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是拥有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要想成为廉政公署的一名普通职员，光实习期就需要两年半时间，其中必须经过反复地培训、实践，通过考试之后才能成为正式职员。 另外，除了这支训练有素的专业调查队伍外，廉政公署还拥有电脑专家、会计师、律师、管理顾问、公共教育专业人士等各领域专家，以破解贪污腐败者设置的各种障碍。 贪一块钱　也要接受调查
　　廉政公署成立初期，举报人中，匿名举报占了60％-70%，但后来，举报人中，具名举报的人员占了75%，并且都愿意配合调查。 　　郭文纬说，对于这些举报人员，廉政公署会严格保守秘密，不必担心泄露任何信息。除此之外，廉正公署建立了24小时的投诉机制，鼓励公众举报。 “关于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只是调查力度不一样。在接到举报电话后，我们有一支快速反应队，随时待命出击。”郭文纬表示。 “贪一块钱也不行”。这个口号还曾引起争议，有人认为，若“一块钱也要调查的话，廉署岂不忙死了”。 对此，郭文纬的解释是，“大贪小贪都是贪，放过小贪等于纵容大贪，继而纵容贪得无厌，那时，调查的成本会增加几十倍，上百倍。”所以说，这个口号主要起的是敲山震虎的作用。口号之二是：零度容忍。意思是对贪污不能有丝毫的姑息。零度容忍的对象既是廉署也包含香港民众。 廉署经验 官员亲朋财政私人利益全公开 申报利益冲突防家族腐败
　　郭文纬说，一般官员贪污就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高官腐败对政府、社会的危害就更大了。对于这些腐败高官而言，教育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很小，送他们去学习，结果很可能是让他们一边嘴里说着改正，一边手里忙着收钱。 　　“如果贪污受贿的结果像一个天平，一边放着1000万元，一边则是坐牢甚至杀头，他们自然不会贪。但这些高官都是有知识的聪明人，如果能把证据消灭干净，并且有很硬的后台，被抓的几率很小，那么这些人就会贪污。廉政公署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贪污腐败官员全部离开政府部门。”郭文纬表示。 郭文纬认为，目前，大陆因贪污受贿等问题获罪的官员中，其家人大多也共同犯罪，防止高官贪污受贿，廉政公署的办法一直就是申报利益冲突。所谓的利益冲突就是指官员因私人利益而未能适当地履行其公职。私人利益包括员工本身、家人或亲属、朋友，以及与其有密切交往，或是其欠下恩惠而必须作出回报的人的财政或私人利益。 廉政卡通片放给娃娃看 从小学到大香港大学生要听廉政课
　　早些时候，“反贪要从娃娃抓起”的观点在国内引起热烈讨论。郭文纬认为，廉政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在香港，政府对公民的反贪教育非常重视，廉政公署会利用电视台、电台、海报等传媒进行宣传，还会拍摄一些有关的电视剧，以此鼓励公众举报贪官。 另外，廉政公署还特别制作了一些卡通片放给儿童看，让孩子们逐渐了解反贪的意义。到了大学时期，每个大学生都要参加廉政公署的讲座，以免走上工作岗位后犯错误。 专家观点 拥有"特权"才能说"不"
　　 “有时候，会有官员找我们说情，但根本不用理他们，因为他们管不着我们。”郭文纬说。 　　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廉政专员只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还拥有拒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别权利。 虽然廉政公署拥有广泛的调查权，但也有完善的监察与制衡机制，防止权力泛滥。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必须定期在行政会议上汇报工作。同时，香港立法会也有权要求廉政专员解释相关政策及经费使用等问题。 集中反贪力量 只对中央负责
　　郭文纬说：“在与广东省检察院等部门合作办案中，我觉得内地的反贪工作越来越专业化，比从前有了很大进步。” 　　但另一方面，郭文纬认为，内地目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反贪机构，检察院、公安局、监察部、中纪委都参与贪污腐败案件的调查，但这样容易分散力量。“反贪一定要在制度上有所改进，应该由一个固定的法律部门去做，可以考虑把这四个反贪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不由各地方管理，集中后的反贪权力或归人大，或归国务院协调，只对中央负责，这样的效果可以更好。” 作为廉政楷模的新加坡、香港改写了国际理论界认同的文化决定论——东方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及人情往来是孳生腐败的天然土壤。 指挥者回归到监控者
在培训了两期内地反腐官员之后，郭文纬的感受是：体制、经济、地域、素质不同，完全拿来不现实，应该选择性地移植并进行本地化改造。 首先新加坡、中国香港能出污泥而不染，同属东方人的中国内地也就有遍地植荷的希望。高度城市化现代化高素质的香港由乱到治尚需十几年，社会发展有别，经济水准不一，社情复杂多变的偌大内地则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理和韧性的战斗，同时需要政府逐渐从管理到服务的自觉转型，尤其要从经济的指挥者回归到监控者。 另外就是民众从接受腐败到零度容忍的自觉过渡。目前，仍有相当人数持有反贪是反贪局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事不关己的态度使反贪路程艰难，达不到千夫所指，腐败者无处遁形的良性互动。甚至一些百姓对腐败容忍的底线已经退到“只要他勤政，贪点儿也没关系，就怕既懒且贪的官儿。” 有专家称，我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改革尚不到位，腐败高发期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贪污手段会更加隐蔽，人际网络会更加庞杂，反贪成本也会更高。在这方面，香港廉署不啻为内地借鉴的经典范本。借鉴并不是照搬其组织架构，而是运用其体系精髓——掌握足够的权威、制定正确的战略、建立强有力的专业机构。 尤其是香港廉署具有足够的权力权威这一点，应该是反腐的首要条件和严格执法的鼎力保障，这是香港廉署成功法门，也是内地反腐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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