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 正文 要加倍提防“盛世赞歌”
2005年11月01日 02:33
爱一个人、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项事业，如果头脑发昏地一味“宠爱”，一味地唱赞歌，戴高帽，凡事儿都捡好听的说，那就不是爱，而是骄纵了。 转眼间，鸡年在白驹过隙中所剩无几，从央视开始打造明年“春节晚会”的信息中，已经可以清晰地闻到狗年的年味儿了。问题在于，鸡年的“春晚”播出之后，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由此引发的“春晚还搞不搞”的争议，也不见哪个有只言片句的交代，狗年的班子就搭起来了。可见“小众”们是不把“大众”放在眼里的。 “开明君主”不惧谤言
问题还在于，鸡年的“春晚”已经在冠名上使用了“盛世”一词，把话说顶了天儿，狗年的“春晚”再怎样冠名，也超不过“盛世”二字，想必“小众”们如今正在为如何给狗年的“春晚”冠名急得上火。 其实，毁誉参半的“春晚”要不要搞，怎么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众”们得意的东西，大众们并不买账。不买账的原因还在于“小众”们打造的“盛世”，与百姓们身边眼前的盛世不是一回事，再加上胡温新政的亲民政策日益深入人心，连禁了多时的烟花爆竹都开了禁，哪个还有心思在火树银花的除夕夜去关注“小众”的折腾。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盛世”记载，挂在嘴边儿的就有唐朝的“贞观之治”和清朝的“康干盛世”，而盛世又必逢开明之君，曾经热播过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就是其中的一位。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7岁被立为太子，16岁登基，既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无可争议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值得深思的是，这位手握皇权威仪八方的西汉皇帝，当年身边却容忍了一位冷眼相向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司马迁，一部被后人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出自司马氏之手。 笔者之所以用“容忍”二字来形容汉武帝刘彻，是因为《史记》中类似“帝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妇人”的“谤言”比比皆是，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却吝于笔墨，而汉武帝明知如此却又不去管他，任凭司马氏“笔墨状千秋”，才情毕现地书写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就是汉武帝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宽宏大量。 “盛世中国”无需吹捧
从史书上看，刘彻的“大量”来源于自信，而他的自信又并非是“赞歌”唱出来的，而是建立在“用法术刑名；颁行推恩令，削割据势力；官营盐铁贸易，平抑物价；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移民屯边，行代田法；派张骞等出使西域，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大破匈奴，设郡县于云南、贵州，将汉朝推向全盛时期”等一系列文治武功上。能诗善赋的汉武帝非常清楚，这些赫赫政绩不是哪个秀才可以随意用笔抹杀得了的。因此，也有人说，没有汉武帝的宽宏大量，就没有今人案头上的《史记》。由此可见，“盛世中国”吹不吹都摆在那儿，开明君主是不惧“谤言”的。 有学者说，中国的仁人志士呼唤祁盼国家强盛至少有200年，好不容易盼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盼来了今天的“汉唐盛世”，实在是应该加倍地珍惜。但是，珍惜不等于一味地为她唱赞歌，戴高帽，凡事儿都捡好听的说，更何况“盛世也是有代价的”，虚假的“盛世光环”，就像遭到蚊子叮咬之后形成的脓包，“在它变成粉红色即将要破的时候往往是最美丽的”。 今天的中国究竟算不算“盛世”，正反两方面似乎都难找到答案。 “盛世”非一步之遥
从正面看，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刚刚结束为期40年的起步阶段，进入为期30-50年的高速追赶阶段。国内各种资源虽然已经处在‘充分动员’状态，今后只能靠创新来发展，但与美日相比，国内可动员的资源还很充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保持8%以上的速度是完全可能的，而美国、日本平均保持3%的速度就相当不错了。按这种情况推算，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将在2010年前后追上日本，2030年前后追上美国，到本世纪末最终在人均收入上接近美日，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这种观点虽然论证了“中国列车”仍可高速前进的可行性，展示的前景也很鼓舞人心，却不能证明今日中国已是“盛世”。 从反面看，也有专家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走得好的话，可以延续朝著盛世前进的发展势头；走得不好的话，20年以后，很可能就会像印尼或菲律宾的父母给他们海外的女儿写信那样，一上来就问：“宝贝女儿，你在别的国家做保姆的日子还好吗？”可见离“盛世”更不是一步之遥。 近几年来，“和平与发展”尽管渐成世界共识，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却并未因此减弱。譬如中国的近邻日本，就常常以“一个迅速强大的中国”为敌对借口，表现出对华政治的强硬态势。这些不“安全”因素，更容不得中国人陶醉在盛世幻觉之中。 可以“爱”却不能“宠”
巴金说，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巴老说的“爱”字固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却不能因爱生“宠”。 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版《古代汉语词典》在对“爱”字注解时援引了《汉书─文三王传》中的一句话：“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以此论证“爱”的词意所含，既有喜爱，亦有宠爱。然而，“宠爱”却不是“爱”的全部，“宠”字里还包括“尊荣、荣耀、骄纵、超过”等多种成分。看清了这一点，就可以很容易地想明白一个道理：爱一个人，固然可以适度的“宠”一下，却不能一味地宠下去，否则就会将其惯得“没人样儿”了。 爱一个人如此，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项事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头脑发昏地一味“宠爱”，一味地唱赞歌，戴高帽，凡事儿都捡好听的说，那就不是爱，而是骄纵了。骄纵的后果，于一个人来说，顶多是“恨不成器”，于一个国家来说，恐怕就不是“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 所能够涵括的了。因此，尽管可以有“盛世”的追求与梦想，却不能把追求与梦想当成“盛世”，尤其是对“小众”们肉麻无耻信口雌黄的“盛世赞歌”，更要加倍提防。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 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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